11 月30日，第三届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该会议由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与华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亲临现场指导并讲话。来自内地和港澳4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10余家专业期刊编辑以及港澳学术社团代表等100余人齐聚研讨会，南开大学杨龙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王小虎教授、中山大学叶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教授、内蒙古大学任维德教授、澳门大学陈建新教授等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

 

本届研讨会开设了四场分论坛：绿色发展与环境生态治理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论坛、治理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论坛和研究生论坛，36位专家学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会专家积极交流讨论，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干货满满。

分论坛一：绿色发展与环境生态治理

“绿色发展与环境生态治理”论坛分别由行政论坛期刊温美荣主编和中山大学朱亚鹏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学报张乐平副主编、学术研究王冰编辑、华南师范大学杨和焰副教授等担任评论人。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颜海娜从“互联网+”治水的公众参与度不如预期高这一背景出发，运用“期望-手段-效价”理论，构建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对S市926个样本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充分发挥政府的工具性作用提高公众治水的期望值与效价。

   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胡熠提出流域系统具有共生性，她分析了流域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系统论角度将自然、社会、流域三个系统看做一个生命共同体，梳理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过程，并以福建闽江流域补偿为个案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特点并提出改革方向。

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潘添荣以福建龙岩和广东梅州的汀江流域补偿为案例，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角度分析跨省合作的可能，从而探讨影响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主要动因。

佛山科技学院讲师、中南大学博士生朱敏青从组织整合的视角探讨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困境与出路，通过对长者用餐的实地考查从体制、结构和运行三个层面发现多元供给的困境并搭建整合框架，提出各个主体在养老服务中应扮演的角色。

南开大学教授锁利铭提出，治理的行动是在进行边界的形成、强化或重塑，指出影响城市环境合作的三种边界：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地理边界，并对长三角30个城市6年间的合作文本进行分析，提出三种边界往往互相嵌套，但在不同合作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边界不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崔晶首先回顾了纵横向府际关系视角下的协作治理和环境协作治理中的政府与民众关系，通过案例分析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主体间的治理策略：从管理到治理的演变、从变异到保存过程，梳理治理网络的经度与纬度和关联节点，指出央地关系嵌入到跨域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南开大学副教授赵聚军从两个城市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出发，构建地方政府运动式环境治理的资源动员框架：控制-激励-谈判，从文件下达、小组建立、会议传达、专项对照、经验总结等方面分析污染治理存在的“谈判空间”，探讨国家治理的纵向府际关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蔡岚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雾霾治理调查，构建区域协同治霾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运用CFA模型对协同主体、协同通机制和协同环境对治霾效果的影响进行验证，从而提出完善协同治霾的策略建议。

天津商业大学副教授薛立强从生活垃圾分类收效甚微入手，提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并实行增量优化的分类标准、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分类格局、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分类机制、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

绿色发展与环境生态治理论坛现场

分论坛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 论坛分别由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陈锦云总裁助理和澳门大学陈建新助理教授主持，探索期刊蒋英州主编、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于尚艳编辑、华南师范大学颜海娜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杨爱平分享了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隐性区划构建与国家治理实践”的研究成果。他从中央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规划背景下，大湾区面临的障碍和瓶颈与中央破解这些问题的对策即进行隐性的行政区划建构出发，引出本文主题“隐性行政区划调整”。接着介绍了隐性行政区划的内涵并多角度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隐性行政区划调整的情况，最后探讨了这种隐性行政区划调整所发挥的国家治理效能。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杨鸣宇以“法团主义还管用吗？”为题，进行了相应成果分享。他首先介绍了澳门传统国家-社会关系制度即法团主义概况，并指出法团主义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澳门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会面临的挑战。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傅承哲分享了题为“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政策的心理融合效应及其认知机制——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的研究成果。以行为政策为导向，以港澳青年为对象，对相关政策在制度化认知层面的心理融合效应及其机制进行研究，提出了促进港澳青年融合到大湾区发展建设中的对策建议。  

河海大学教授杜栋分享了题为“区域协同治理：协同惰性与治理策略”的研究成果。指出区域协同治理会面临协同惰性的难题，分析了协同惰性的内涵、危害、表现及原因，并从明确发展目标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 

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徐劲飞分享了题为“管治联盟与行政主导：回归后澳门立法会委任议员的政治效果研究”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澳门立法会委任议员在回归后的澳门特区行政与立法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委任议员发挥作用的机制。

 深圳大学教授马卫红分享了题为“自我、组织和社会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研究成果。她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繁荣和区域融合需要更好解决多元组织共生和整合问题，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自我、组织和社会在彼此交往中面临一些难题，并从行为、关系和信念构建的秩序角度提出实现区域融合的措施。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龙君伟作了题为“同宗同源视角下的跨文化适应困境及化解策略”的成果介绍。龙君伟教授指出内地与香港具有同宗同源的文化，但由于制度及历史等原因，内地赴港生仍会面临跨文化适应的困惑，他从学术适应、语言适应等问题出发，提出化解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带来压力和焦虑的对策建议。

 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廖了分享了题为“共生互赖：跨境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合作治理” 的研究成果。她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分析对象，展示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公共服务跨境供给过程中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并分析了政党组织、专业群体、董事会之间的合作基础和支持合作治理平稳持续的具体机制。 

广州大学讲师苏郁锋分享了题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业生态形成机制与孵化育成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他提出基于数字技术的“大湾区数字创业生态”成为解决跨产业生态融合和跨区域资源流动瓶颈的突破口。他从种群特征、协同演化机制和效果提炼大湾区数字创业生态的形成机制，并基于理论研究及大湾区数字创业孵化育成体系现状和问题，从大湾区层面就创业扶持政策、知识保护政策及孵化育成载体的功能和体系规划提出政策建议。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助理总监叶振东分享了题为“从政治市场学分析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的研究成果。他首先介绍了2019香港区议会选举情况，并从政治市场学角度分析了这次选举结果，指出香港没有建立有效的管治共同体，并提出如何建构有效管治解决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论坛现场

分论坛三：治理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

“治理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论坛分别由内蒙古大学任维德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徐增辉副教授主持，甘肃行政学报罗梁波编辑、华南师范大学周潭副教授、苏州大学周义程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於莉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文彬从心理学关于满意度的两种来源——内源性满意和外源性满意的角度，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公民满意度策略方面的两种路径：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优化内部管理的外源性满意度路径和以满足公民偏好、表达权、参与权和知情权需求和改善官民关系为中心的内源性满意度路径的现状和其“失衡”的状态，据此提出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自我中心的追求外源性满意度优先的导向，实施内外源满意度并重的满意度提升策略，强化公民参与和政府沟通以及政府透明与信任等内源性满意度路径，提高其在公民满意度中的“份额”。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强从行政生态视角出发，构建了包含政治周期逻辑、国家战略逻辑、党政关系逻辑、职能逻辑和组织逻辑的五维分析框架，以国务院机构设置为考察对象，系统分析了大部制改革在各个阶段的约束条件、主要做法和基本特点。讨论了未来大部制改革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及可能出路。

    厦门大学副教授李学通过对2019年度各级城市政府的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表及相关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财政透明度的数据质量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性影响；保障公众知情权，有利于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治理绩效。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智超以1982-2018年中国跨界环境保护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发现我国跨界环保政策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容不够具体规范，缺乏整体性；中央发文以国务院、全国人大、环保部为主，地方则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主的发文重点区域；跨界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主题丰富但分布不平衡，存在政策盲点；跨界环境保护主要以管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的重视程度和应用相对不足。提出政策内容的进一步完善与政策体系的建立是有效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实施保障。

暨南大学副教授颜昌武认为现实中的属地管理，即乡镇政权在有责无权的情况下会进行策略性选择。当上级政府拥有强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时，乡镇政府会选择非正式运作扎实推进。当乡镇面临具有激励分配权但是检查验收权较弱，或者弱激励分配权但强检查验收权的任务时，会选择象征性执行。乡镇政府会运用弱者的武器来逃避完成弱激励分配权和弱检查验收权的任务。他从属地管理与基层自主性的角度对乡镇政府如何破解有责无权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中南大学讲师雷望红认为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的表现形式为悬浮型政权、维控型政权，但在财政资源约束下地方政府发展的路径选择为经营型政权。通过对中西部三县城的实证研究发现：以教育作为资源的核心进行统合，不仅不能实现原初目标，而且还会破坏地方教育生态和农民家庭良性生计模式。

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李晓燕以X区为个案，探索党统筹的新型特色社会动员体系来管窥社区治理技术的情景、问题、方法和策略。立足本土治理情境，在遵循社会技术和社区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建构可行的技术治理体系，促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精细化、持续化。

广东金融学院讲师张国磊认为基于基层社会环境变迁、行政权威缺乏与资源禀赋不足等多重困境，各主体的治村效果具有差异性，应构建跨部门协作交叉的合作共治格局，在各层级驻村第一书记的积极推动下，使联镇包村制度可持续化，进而推动基层社会走向 “善治”。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讲师汪玉叶以Y区为个案研究，指出地方政府预算改革存在预算过程缺乏约束，充满“不确定性”；总额控制的“软弱无力”；基层治理的难以推动等问题。对基层政府预算改革提出了以下建议：加快县乡财政体制创新；继续加快预算改革的推进；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程序。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讲师区展玲基于广州公益创投的本土实践总结了公共服务政社合作的经验：制度先行，与时俱进；重点突出，方向渐明；制定行业标准，树立品牌；重视能力建设，搭建平台。

治理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论坛现场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讲师汪玉叶作分享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讲师区展玲作分享

分论坛四：研究生论坛

研究生论坛分别由华南师范大学曾令发副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陈景云副教授主持，行政论坛期刊刘万清编辑、邵卿编辑，华南师范大学吴小芳讲师、温明月副研究员担任评论人。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宁宁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与运行过程——以港珠澳大桥建设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多维区域合作分析框架，对港珠澳大桥项目合作机制进行案例分析，进而探讨有效区域间政府合作机制的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港珠澳大桥成功建设取决于项目推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央统筹、共建共管、多层协调”的区域合作机制；同时，跨域协调机构的构建、跨界协调机制的形成、中央政府的介入统筹以及规则协议的制定等是有效区域合作机制运行的关键要素。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振群以世界三大湾区的代表性 “湾区智库”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其组织性质、主要功能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三大“湾区智库”有两个显著的共性特征:一是目标定位较为超脱，均聚焦于湾区整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二是成员构成较为开放和多元，有利于智库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互动。在差异性方面: 三大“湾区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不同，从而体现出开放型智库、独立第三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的不同组织性质；同时，其研究取态也不同，进而影响到智库成果的理性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在发展智库联盟的基础上，尝试推动开放型或独立第三方型的“湾区智库”建设。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苹苹以广州、香港两地政府为例，对湾区府际基础教育绩效观的差异及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湾区府际基础绩效观差异的形成由各地政府观念、政府职能、制度差异等众多因素造成，需要借鉴相关理论和经验，从塑造教育共同体，形成基础教育共识；促进相互欣赏，增进求同存异；增订教育制度，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打破湾区教育协作困境，促进湾区基础教育协作。

澳门大学博士研究生郭佩文以“协同治理背景下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关系绩效研究”为主题，从“如何通过绩效管理提高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组织资本的效率，不同场景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构建知识分享型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这三个问题出发，结合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概念，选取广东G学院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为分析个案，以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分析关系绩效的影响因素在教师学习共同体社会网络中的作用机制。

  香港浸会大学硕士研究生洪明心分享了“报业媒体立场对香港市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机制——基于心理融合的调节作用”：将市民主要阅读的几家报业分类为中立派、泛民派和建制派。同时，认为心理融合机制会弱化或增强媒体舆论对读者的影响，这种弱化或增强的效果称为心理融合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讨论了如何通过舆论的影响和心理融合机制的调节作用纠正激进派媒体的不良引导。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曾栋以“治水最后一公里何以难通：一个权虚责实的视角”为主题，基于治水政策的执行现实出发，总结构建一个“权虚责实”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河长制”下的权责重组对治水政策执行存在的影响，以此回答“治水最后一公里何以难通”的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杨雪娟从目标责任制与官员理性行为相互作用的视角提出一个解释政策走样的可行思路，并以G省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政策为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分析发现:一是政策设计、执行和监督主体拥有较明确的公共服务动机，若无强大的外部约束，将会自主导向政策力臻完善的目标和行为; 二是现实刚性的目标考核与官员善政初心互相对抗并几乎把后者掩藏，成为其被迫选择“理性”行为以致政策走样(包括目标精心选择、执行避重就轻、监督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最后提出，应通过政策主体的理想信念和行政伦理教育，强化其公共服务动机；更重要则是依政策类型优化目标责任制，实事求是地设定和分解目标值，采用更加弹性化的考核方式与考核周期。

研究生论坛现场

澳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教师郭佩文

文/刘艳芬、陈靖敏、郑海静、范艳红、徐栩

图/冯展豪

审校/徐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