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新组[2018]5号文《关于公共管理学院更名的通知》，我院更名为公共治理学院。
公共治理学院
2018年7月12日
一、公共治理是公共管理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社会、经济和管理危机，推动了现代国家公共管理的深刻变革，逐渐形成了多元、自组织、合作与去意识形态的新型治理模式，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形态应运而生，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不再单单指望政府去做什么和提供什么，而是希望政府能充分挖掘各种管理和统治工具的潜力；不要求政府整天疲于应付，而希望政府有自知之明，做自己应做和能做的事；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综合起来就叫公共治理，这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祛意识形态的公共管理。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的这一重大变革催生了对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的反思与批评，于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服务模式应运而生。按照美国著名学者丹哈特的说法，官僚模式是建立在政治和法律标准之上的，新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市场和经济考虑之上的，而新公共服务则是建立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之上的。而公共治理是在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提出批评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个理论看来，在21世纪之前，整个公共管理史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个阶段，而在进入了21世纪之后，出现的则是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公共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向。作为公共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向，公共治理不仅是当下的全球性话题，更是新时代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紧迫课题，其研究范畴包括全球治理、国家争端、地区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金融货币、环境保护等宏观战略、中观部署和微观实务，涵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
二、从公共管理转向公共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公众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期望和要求，治理的复杂性和碎片化程度不断增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组织来解决所有的公共问题，而需要合作和协作。在“治理”语境下，公共服务提供者不再局限于公共机构，而是一个由政府、公众、非营利组织以及营利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形成的网络联盟。参与的、互动的、组织间的、间接的治理形式正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强大国家和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的西北欧国家呈现并逐渐向全球扩散。“公共治理”超越了管理主义和市场取向，强调伙伴关系、网络、联合服务和新的合作方式，通过采纳更具参与性和协作性的治理来提高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模式。“公共治理”认为通过对复杂网络的管理，公民可以在许多方面变得积极，形成合作生产的关系，使多重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在相互依存的场景下展开广泛的纵向和横向合作。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开始将自己重新定义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价值链”的“促进者”，而不是通过拥有、经营和生产一切来自给自足。因此，在美国学者奥斯本看来，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都没有抓住21世纪公共服务的设计、提供和管理的复杂的现实。考虑到对两种模式的批评，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了—是否迫切需要一种对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更有见识的理解，即超越“行政-管理”两分法，用一种更全面和整合的方法来研究和实践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公共治理就要承担这样的使命。
三、新时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正在向公共治理转型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经历了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的过程，这一政府转型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府理念重塑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发展相适应，必然要求政府反思治理理念，在公共管理中体现人民至上性，其终极目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中国各级政府亟须进一步强化基于公民利益的“公共精神”，致力于服务意识、效能意识、合作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塑造。唯有此，才能更准确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健全公共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能，为公众提供品质优良、内容丰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新时代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时，一个小而强的政府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必须在汲取西方公共管理最新成果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道路。中国政府在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同时，正在着力完善市场经济，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逐步开创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方协同共治的新局面。
四、广东承担着率先建设中国特色公共治理体系的历史重任
从既有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来看，广东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头羊。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最先进行对外开放的省份，广东的改革发展对全国具有先导性、示范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对广东寄予厚望。2012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提出殷切期望：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2017年4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项工作，希望广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为此，广东要积极探索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有力保障；要加快建设以创新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切实把广东打造成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一言以蔽之，广东必须率先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体系。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既受惠于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发展优势，又得益于广东“领风气之先”的改革探索精神。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我们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要自觉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要求，为实现“良治中国、善政天下”和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