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6日，由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以下简称为学校）主办，学校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学会、香港公共管治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协办的第二届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旨在聚焦地方治理与区域治理发展实践，探索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方式的新样态、简政放权中地方政府的组织与行为的新转变、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区域治理的新举措、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跨域治理的新思路等。会议探讨了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前沿问题，分享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学者在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陈瑞莲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内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开拓、引领作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区域发展上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新战略的落实，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文俊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校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王庭槐教授，我国行政管理学泰斗、学校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行政管理学科顾问夏书章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的开拓者陈瑞莲教授，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会代表、原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局长朱伟幹博士，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总编叶金宝教授代表王冰博士，东莞城市学院科研与规划处处长赵书山教授等参加了开幕式。
      校长王庭槐教授，中国行政学泰斗夏书章教授，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会代表、原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局长朱伟幹博士，香港公共管治学会代表、香港中西区议员陈财喜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山大学社会规制所所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刘亚平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林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爱平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锁利铭教授作了大会主题报告。

刘亚平教授就“食品安全监管创新”主题，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监管协调、第三方规制、风险规制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研究，特别介绍了监管协调怎么做，如何做好顶层设计，以便在信息收集时避免认知陷阱，以及争议处理和监管评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林教授分享了“城市间公共服务与区域治理：以珠三角为例”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通过珠三角两次区域规划的核心对比、广佛同城规划，特别是广佛地铁基础设施衔接的规划项目考察，得出政府、市场、公民等多元主体都有参与区域治理的结论，并提出区域治理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而且要从具体事务入手进行区域协调的建议。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爱平教授以“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粤港澳合作”为主题，从“粤港澳合作为什么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现状怎样？粤港澳合作如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三个问题出发，对新时代粤港澳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环境进行了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的分析，提出要通过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的多维并举的策略和手段，让港澳地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治久安的人心回归。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锁利铭教授从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出近十年内有关区域协作治理的文献，对这些文献的整体趋势、议题与结构特征进行挖掘分析，评述了中国区域协作治理研究的进展，并提出了自己的反思与展望。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区域性协作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构建与学科贡献，另一方面依据国家未来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趋势，在一些创新领域加强研究。

会议举行了六场小组讨论，25位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地方政府治理专题
    “地方政府治理”专题的三场讨论分别由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桂蓉教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胡熠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爱平教授轮流主持，共有12位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正强就“中国信访参与：风险谱系与进阶策略”进行的研究指出，信访的政治参与功能并不止于政治缓冲与矛盾化解，它更关键的作用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互动。引导和扩大信访政治参与，使其逐步承接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将有力地防范和抵御政治风险，促进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发展。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惠娜副教授从观察非常规的环保约谈现象，到提出“环保约谈促进环境监管了吗？”问题，再到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模型估计与操作化、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结论与讨论，给我们呈现了一项学术研究的整体流程，是现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常值得借鉴与学习的。文章通过断点回归发现，环保约谈并没有显著加强环境监管，也没有显著改善环境质量，只有微弱的证据显示环保约谈对于因空气质量而被约谈的部分城市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
    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学会区健和围绕地方政府治理议题，透过对现时澳门特区政府成立的咨询组织组成人员及其职能进行分析研究，以了解现时澳门特区政府的咨询组织组成方式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政府开放予各咨询组织的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最后就澳门的咨询组织运作制度提出了两点改善建议：一是加强在咨询网络方面的建设工作，着重于针对专业领域及社会非主流关注议题方面的意见吸收；二是参考邻近香港政府成立类似于咨询组织候选人员的资料库，扩大咨询组织组成人员的遴选基础。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谢菲老师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基于中山、顺德和深圳社工委的比较研究”发现，社工委的设置方式差别是社会治理创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存在三种机制，分别是：强制创新机制、自发创新机制、争先创新机制。另外，制度遗产对社会治理创新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白锐教授借助福柯政治哲学理论中的“治理态”概念，主张知识与意义建构的关键性作用，认为互联网时代治理态呈现社会空间复杂化、知识—权力关系深化以及个人身份复合化的趋势。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知识与权力关系对个人影响的深化，治理态内在机理将更丰富，个人地位会在不断重新界定基础上加以突显，这将促使国家治理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桂蓉教授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督导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在政府监督下，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资源链接的作用，企业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了社会治理效应。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谭昆智副教授以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为例探讨了大数据与地方治理的议题。议题指出大数据治理对地方政府提出了全方面的挑战，运用大数据剖析创新治理的结构和方式。一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传播机制，既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又能预测社会需求，进而探索出更加科学的治理结构和方式。二是通过创新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使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产品从设计到供给的全过程。三是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能力。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晓燕副教授的社会治理创新逻辑研究，从理论层面上尝试把熊彼特的经典创新理论扩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地方政府创新为中间变量分析社会创新逻辑；在此基础上，尝试对G区社区营造创新个案进行理解和把握，而对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更好的理论回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蔡岚教授分享了“空气污染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行动策略、情景因素及发展空间”的学术报告。她运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给大家分析了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空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各个实践面向，具体包括协同主体、协同客体、协同目的、外延等。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胡佳副教授由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实践考察可知，客观环境的因应性、群众需求的回应性、乡村精英的参与和上级政府的支持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面对自上而下制度创新的有效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和社会治理法律体系的滞后性等制度创新困境，应立足基层社会和文化基础，探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体系。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周勇振博士的文章通过对A市檀乡“属地管理”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指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治任务”类政策时存在双重目标与角色。这就造成了基层政府纵然为舒缓自身压力采取了种种策略手段，却不敢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一味依赖于策略性执行，而是同时尽可能动员自身力量完成任务。通过对科层体制下压力转换的熟练运用以及对政治动员方式的普遍采纳，基层政府最终得以应对执行难度较大且具有政治风险的上级政策。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戴蕙菁同学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切入，邻避效应的解释在于社会交换的失范。研究建立了一个社会交换过程模型，指出社会吸引的缺失、交换权力的失衡、交换关系的失信使交换动机弱化，居民消极应对或者集体抗争邻避设施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社会共建这样一种正反馈机制对邻避效应进行化解的分析。
（二）区域治理专题
    “区域治理”专题的三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李东泉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崔晶教授、贵州大学任敏教授轮流主持。共13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崔晶教授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探讨在中国的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特有的公共场域中，各个行动主体应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从我国历史上的里甲制和乡约以及现代基层网格化管理现代社会治理的形式进行对比以及研究。中国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场域，这一场域的存在让国家与社会相互重叠、协力运作，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传统和特征之一。崔晶教授提出几千年来，公共场域中的主体、组织形式和政策的传递方式随着历史的沉浮而发展演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中国经验的“悖论”，这三个悖论是：中国式国家与社会融合重叠的“悖论”；现代化与历史传统并存的“悖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与弱化社会治理行政化之间的“悖论”。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敏教授分享了她对于“河流守护者”研究相关研究经历，同时也阐述了“河流守护者”的缘起、使命和行动框架。“河流守护者”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实现公民的共同参与，并形成一个涵盖本地及延伸到其他地域范围的网络化的组织。组织之间实现的是一种双向的对话机制，公民将“河流守护者”视为是“与政府对话”的表达，而“河流守护者”则作为连接公民和政府的桥梁。“河流守护者”的控制范围已经从邻里之间的活动延伸到公众参与和更大范围内的决策制定。同时任敏教授认为“河流守护者”是不同的环境策略的整合的体现，它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需要公民和政府共同来完成。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周潭副教授分享了他对区域合作与发展规划正在进行研究的一些资料和初步的想法。周潭教授统计了国家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比如“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自贸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一些从过去到现在的提法和倡议。探析地方政府在这些规划下相对应的行动,比如“**同城”“9+2”“1小时都市圈”“一体化等”，从中央的倡导到地方的竞争、跟风等行动和角色意识在这些过程中旧模式的新尝试尚无着落，更新的做法又在鼓动心弦。探讨在这些过程中区域合作与发展规划中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去评估这些对当地带来的实际的成果和效益。
    绍兴文理学院陈锦文老师基于杭州湾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策与协作治理实践，分析治理困境的成因，优化治理路径，以期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政策体系，推进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模式转型，提升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绩效。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研究了环杭州湾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方浩博士做了题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地方政府协调治理的协同演进——以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为例》的研究分享，他通过构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方程模型，引入社区治理绩效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通过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发现了未来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扩大桥梁型社会资本。他通过文献研究确立了社会资本、社区治理及社会融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社会资本通过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以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为研究对象，利用大量的数据，构建了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引入社区治理绩效为中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区现有的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治理绩效的产生，同时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下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融合。此外，在社区治理初期，粘合型社会资本相比桥梁型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开展多元共治的方案，通过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最终促进社会融合。
    温州大学的王勇副教授做了《“权力分置”型跨界治理模式探讨》的学术演讲，他首先指出跨界治理的“行政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均可能失灵。接着以河北燕郊、上海洋山港两则案例提出了“权力分置”型跨界治理模式即体现出市场机制逻辑。他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对应理解为“市场一体化”，其通过相邻政区间一方向另一方让渡辖区公共资源使用权的方式达至互利共赢目标，进而推动和实现跨界治理。不过，市场机制取向的“权力分置”型跨界治理模式，同样面临诸多制约条件，总体上，较适合于相邻政区间政治与经济能量殊异，科层力量基本不介入，双方从辖区公共资源使用权交易中可以互有收益尤其是短期收益的情形。王教授最后指出，这些都只是理论层面的分析，具体情形下要作具体分析，尤其要注意到“行政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与“市场一体化”三者各自因素或优势在不同层面的配合，从而相得益彰，发挥组合效应。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米鹏举博士则以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为例探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地方政府协调治理的协同演进。他首先指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区域治理模式之间存在协同演进关系。接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经历了分散的单核城市发展阶段、城市空间融合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网络化阶段、城市群空间一体化阶段的演化过程；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对城市群区域治理模式提出内在要求，与此相适应，城市群区域治理模式经历了行政区行政、区域行政、区域协同治理的演进过程。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区域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协同演进机理，这种协同演进机理表明只有当城市群治理模式与城市群空间演化阶段的需求相适应，才能实现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的相协调，从而释放城市群发展活力，产生良好的发展效益。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区域治理模式的协同演进印证了这一机理。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潇做了题为《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影响、演变与中国应对》的主体演讲。由于许教授在美国访学，故而由她代为在会议上作报告，张潇首先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进程逆转的风险。许多国家引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合作，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格局。因而全球化出现逆转要求国家治理层面需要积极改革以适应新环境和新问题。仅凭政府自身力量处理各种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合作治理越来越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接下来从全球化时代的合作治理的内容与表现，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对政府有何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可能的演变，特别是中国该如何应对与合作做了深入的探讨。
    澳门城市大学的区耀荣先生则以《澳珠区域医疗合作初探》为题做了学术研讨，他首先以一系列合作协议及政策战略等指出了这一合作的大背景。接着引出了区域合作的概念和从区域合作的原则，以澳门、珠海两地跨境医疗为例，分析了两地医疗的优势和劣势，从互利条件，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积累的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分享，最后从区域合作和医疗方面提出了多点有针对性的建议。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胡熠教授，分享了我国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目标与路径。她指出将流域视作为一个自然生命系统的整体和优质生态产品生产的重要单元，在传统科层供给机制基础上引入网络化供给结构，形成以政府领导型网络结构为主体、多种供给方式并存的供给体系，这是我国深化生态环境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必然选择。并分享了流域水环境第三方治理实践探索：福建延平区的案例。提出构建以政府主导型网络化供给为核心、多元复合的生态服务供给体系，是我国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目标模式。为此，要在规范科层机制、拓展市场功能和鼓励志愿性行为的基础上引入网络化供给机制，完善流域横向纵向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和公私伙伴之间三个网络结构。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吕志奎教授提到近年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行流域水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通过环境服务外包，推动流域治理走向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一种独特的合作治理类型，第三方治理以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正式契约关系为基础，推动了政府治理方式从强制型权威走向诱导型权威、从指令性管理走向契约式合作，适应了我国激发市场和社会创造活力的需要。第三方治理的核心是解决政府与私人部门（第三方）之间契约履行、监督及激励、惩罚成本问题，并利用有效的治理制度安排促进政府与第三方进行合作治理，创造公共价值，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理成本。吕志奎教授首先分析了第三方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式，而后以福建省延平区小流域水环境第三方治理为案例，分析第三方治理的主体网络和利益关系，探析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困境及有效治理的制度设计。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谢宝剑副教授以1978 至 2016 年的国务院工作报告中区域政策相关的内容为文本，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高频词、关键段落字数进行统计分析。他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演化路径是一个从区域“低水平的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高质量的均衡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区域政策推动了三大经济带格局的形成并固化，但经济带发展关联系性较低；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区域内部一体化程度不高；形成了一批区域增长极，但是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区域不协调发展的传统问题衍生新的区域治理问题并日益复杂化。为此，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对区域划分问题进一步深化；区域政策制订应该更加精准化和和系统化；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亟需加强；优化区域关系、加强区域间互动协同发展应该作为区域政策的基本理念。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浩生老师分享了他的研究包容性治理：困境、路径及策略——来自对广州“微改造”实践的考察与思考。城市改造是老城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包容性发展理念是未来城市改造之道。分析了当前包容性城市改造面临双重困境以及包容性城市改造实践的路径。并分享了城市包容性改造的案例：“广州样本”——广州市增江街的“旧村落”“旧厂房”改造、“旧城镇改造”的前后对比图，提出了包容性城市改造需从“规划的前瞻预见性”“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协作性”“程度的利益共享性”来实现。
    本次研讨会各与会代表探讨了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前沿问题，分享了内地、香港和澳门在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陈瑞莲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内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开拓、引领作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区域发展上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新战略的落实，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